浅论明代家具文人化倾向的体现
中国古代家具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至明代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创造了高超的家具制作工艺和精美的艺术造型。这也是中国各民族、各时期的古典家具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融合而形成的精华。在世界家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是我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期间的家具不论是硬木家具、大漆家具，还是民间柴木家具，都具有造型简洁、素雅端庄、比例适度、线条挺秀舒展、不施过多装饰等特点，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博得人们的赞赏，赢得了国际上的声誉，以至在艺术领域里形成一种艺术概念，称其为“明式家具”。
一、传统文人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氛围中创造出来的器物，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朱子语类》卷139)从先秦诸子以玉比君子之德，青铜列鼎象征周代礼制文化，到服饰上的“十二章”纹样，“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白虎通·衣裳》)，甚至连颜色也有特定的象征意味，以青、赤、白、黑、黄象征东、南、西、北、中不同的方位，等等，莫不如此。作为中国古代家具的杰出代表——明式家具其实也是如此。家具固然是室内环境的主要设施，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具，但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明代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蕴涵。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族阶层的产生，似乎应从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算起。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艺境》)正是在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包括嵇康、谢灵运、阮籍、陶潜、王羲之、顾恺之等等在内的名士和他们流芳千古的诗文、绘画、书法作品。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增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文人士族文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增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文人士族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日芙蓉’比之于'镂金错采’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宗白华《艺境》)。
宋代是文人士族阶层全面而真正形成的时代。文人文化已经发展成熟，文人的审美取向也成为了整个时代审美思潮的主流。苏轼的“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不仅在宋代，而且从宋至今，都是文人们所追崇的审美的最高境界。文人的审美情趣，对器物艺术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宋代“类玉类冰”的单色瓷器，含蓄恬淡的单色漆器，清淡典雅的织锦，连家具也不再是华丽多彩，自然质朴的高型家具已普遍流行。正是宋代文人文化和文人审美思潮的深厚根基和深远影响，才为明代“明式家具”的出现作了坚实的铺垫。
二、明代家具文化特质的形成原因
明代家具文化特质的形成，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当时家具的使用者和使用环境。
明代家具最早产生于明代的江南名城——苏州的私家园林。可以说，苏州私家园林的园主和私家园林建筑的室内环境，是明代家具最初的、也是主要的使用者和使用环境。谈起私家园林的建造之始，又可追溯到魏晋时期。当时的一批名士，不满于政治的动荡和统治者的争斗，隐逸于江湖，寄情于山水，在自家建造的园林中追求自然、发掘自然、再现自然，并赋予自然以至善至美的人格。经过唐、宋的发展，私家造园活动已由士族阶层扩展到城市的达官贵人阶层。至明代，私家园林的建造达到了高潮。其中，苏州地区的私家园林，以“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成为私家造园艺术的典范。私家园林是私人宅第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宅第的延伸和扩大，主要用作迎宾接客的活动场所和琴、棋、书、画的文化场所及娱乐场所。私家园林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决定了其室内家具的设计式样和设计风格。而且，苏州这个山水婉秀的江南名城大环境，也为明代家具确立自然超逸的文化品位和“天然去雕琢”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明代江南私家园林的园主，若从经济状况来看，应属于富绅阶层；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从文化层次来说，都属于士林之流。他们一改传统文人重道抑器、重文轻技的观念，或者对园林内家具的设计风格、审美标准进行定性和谋划，或者亲自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明末著名文人、“以琴书名达禁中”的文震亨，曾于苏州西郊建碧浪园。文震亨在其所撰写的《长物志》一书中用大量篇幅，对园林中的各种家具、从文人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角度进行评判和要求。如在《几塌》一卷中，对几的要求是：“天然几以文木如花梨、铁梨、香楠木等木为之；第以阔木为贵，长不可过八尺，厚不可过五寸，飞角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对榻的要求是：“榻者，如花楠、紫檀、乌木、花梨，打古断纹者，其制自然古雅。”又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文震亨所说的“古式”、“古制”、“古雅”，实际上就是明代家具的制式和品性。这种制式和品性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简洁、自然、古雅。沈津在为《长物志》所作的序中也说：“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具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
明代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的著名画家唐寅，在《韩熙载夜宴图》的临本中，对原作的家具除了进行局部修改，还增绘了20多件，等于按照文人品味和审美标准对家具进行再设计。明末清初的戏曲理论家李渔，除了亲自动手设计家具，在《闲情偶寄》一书中，还提出了自己的家具设计思想：“总其大纲，则有二话：宜简不立繁，宜自然不宜雕斫。”(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这些江南文人才子们对家具设计的谋划、评判和直接参与，实际上就是用文人文化和审美的眼光去构造他们心目中的家具式样，为家具注入更多的文人文化内涵。因此，明代家具从造型式样、结构到装饰工艺，都体现出传统文人文化所特有的追求自然、空灵、超逸、含蓄、内向的意蕴，散发出浓郁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
三、明代家具的造型中的文人文化体现
明代家具的造型有坐具类、几案类、橱柜类、床榻类、台架类、屏座类6大类近60个品种。这些造型优美多姿，变化多端，而基本的构造，都是将主要构件，如腿料、框料、档料、柱料等组合成一个基本框架，再根据功能的需要装配不同的板料与附件。在构件的接合上，采用传统建筑木构件的榫卯结构接合方式，并结合家具结构接合的特点，将榫卯结构设计的更加多样、更加完善、更加科学。明代家具的榫卯结构名目很多，根据功能作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用作面与面的接合，如槽口榫、企口榫、燕尾榫、穿带榫、扎榫等。第二类主要用作横竖材以丁字结合、成角结合、交叉接合，以及直材或弧形材的伸延结合，如格肩榫、双榫、双夹样、勾挂棒、楔钉样泮榫、通榫等。第三类将三个构件组合一起并相互连接，如托角榫、长短榫、抱肩榫、棕角榫等。各种榫卯接合得非常牢固，构成的框架体非常坚固稳定，却又使家具造型显得空灵、透气、轻巧。明代家具的扶手椅就是这样的范例。除了坐板和靠背板呈面形，其余的构件都很细长，形成交化丰富微妙的线形，线形与线形之间也就产生了很大的虚空间。这与西方古典家具以体、面的处理见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古典家具往往具有庞大的体积和厚实严密的面形，这和西方古典建筑(如宫殿、教堂、神庙等)体量庞大的外形和厚实粗重的石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带有西方古代“神”文化的浓重色彩。而明代家具空灵疏朗的造型形象，在结构的牢固性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古典家具；在功能的灵活性方面则留有很大的伸缩余地，具有与中国传统建筑木框架结构“墙倒屋不塌”相同的优越性；在艺术审美方面，更展示了文人士族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空灵超逸之美。
明代家具造型的线形，是中国传统的“线的文化”、“线的艺术”在家具上的凝聚与展现。如果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喻成“线的文化”，也许有些偏颇；但传统文化与线条的不解之缘，的确是源远流长。中国汉字的发展史，可说是线文化的发展史。原始陶器上刻划的线条，是中国最早的图画文字。甲骨文稚拙的折线，金文道劲的曲线，大篆匀称的短线，小篆委婉的长线，汉隶飘逸的波线，魏晋、唐、宋、元、明时期的楷书、行书、草书，充分显示出中国书法线条龙飞凤舞的艺术魅力。宗白华先生说：“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但在这里不是完全像绘画，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宗白华《艺境》)
中国传统建筑，也是一种线的文化，线的艺术。仪以传统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翼展之屋顶”为例。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说：“依梁架层叠及‘举折’之法，以及角梁、翼角、椽及飞椽，脊吻等之应用，遂形成层顶坡面，脊端，及檐边，转角各种曲线，柔和壮丽，为中国建筑物之冠冕，而被视为神秘风格之特征，其功用且收‘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雷远’之实效。”(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先生在这里简练地概括了传统建筑屋顶线条的文化内蕴和艺术特色。
明代家具的造型，充分发挥了线条艺术的魅力。如前所述，明代家具的许多构件，本身就是线条。这些线条，依附于构件的形体，被称之为“线形”；王世襄先生在《明代家具研究》一书中汇编的冠以“线”的名词术语有30多条，如“边线”、“灯草线”、“瓜棱线”、“混面起边线”、“脊线”、“皮条线”、“起边线”、“起线”、“耍角线”、“线雕”、“线脚”、“线绳”、“压边线”、“阳线”等等，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几等家具造型中，不过是搭脑、扶手、柱腿、椅子、牙子等构件的线形，都非常简洁流畅、挺劲、优美而富有弹性和韵昧，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横木——搭脑，其线形的起伏变化丰富，或翘或垂、或仰或倾、或出或收、或曲或立、或刚或柔，都各具神韵。明椅靠背板的曲线，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体靠坐时获得舒适感；在审美上，则与中国书法的“一波三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明代家具的各种线脚，也是明代家具体现线条艺术之美的独特表现手法。通过各种直线、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既增加了家具形体空间的层次感，又丰富了线条在家具设计中的艺术表现力。
明代家具之线，是艺术之线，也是文化之线。明椅的搭脑线形，就和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有着特殊的联系。圈椅的搭脑和扶手以曲线相连接，当时又称“太师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玩具物带入号》说：“椅之杯棬联前者，名太师椅。”太师是古代一种官名，汉以后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而坐上“太师椅”，似乎就可以仕途通达。搭脑出头的椅子，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官帽椅。这种官帽，是宋代以来文武百官头上所戴的展脚幞头样式。明万历本木刻插图，“宦游”、“吕真人黄粱梦境记”，刻画了头戴官帽的文官坐在搭脑出头上翘的官帽椅上，可以说为明式官帽搭脑线形的文化蕴涵做了形象的诠释。
含蓄、内向，是中国传统文人文化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性，是长期深受儒家思想道德观念束约和影响的结果。孔子提出的“内省”的为人处世修养方式，大力倡导“仁”、“忍”，以及“和为贵”的中庸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这种文化特性在明代家具上也有直接的反映。文震亨所说的天然几“飞角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就是一例。这样的例子在明代家具实物中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如明代家具的椅凳面、桌案面或柜门，普遍采用一种“攒边”的做法。所谓“攒边”，即把面板装纳在四根用格肩榫攒起来的边框之中。杨耀先生认为，这种技术，科学地解决了家具用材上的两个难题，既可以解决中央面板的胀缩问题，又可以避免暴露面板的截板纹，以保持家具整体纹理和色泽的浑然一体。而“攒边”也传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内蕴，它是中国传统文人文化所倡导的含蓄性、内向性在明代家具技术语言上的体现。明代家具许多构件的加工、装饰的技法、材料的处理，也都蕴含这种含蓄、内向的文化意味。如构件的边角都做了圆角处理，这种工艺技术的行话叫做“倒棱”。明式扶手椅，造型劲健挺拔，其实椅盘之上的主要构件几乎找不出一寸完全是直的。方中有圆，直中有曲，寓刚于柔，以体现委婉、含蓄之美，是明代家具构件加工的一个独到特色。不少明代家具为了追求含蓄、圆浑和完整，不吝惜木材，精心选材制作，整体形象犹如一木生成，浑然一体。在装饰工艺外，明代家具在充分体现木质材料自然的色泽纹理的同时，辅以适度的雕镂和镶嵌。雕镂的部位多在家具的牙板、背板的端部，纹样线条优美，刀法圆润藏锋，浑然无痕，与古朴的木质融为一体，既有天然之美，又有含蓄之蕴。在一些桌、榻、屏风、几、案的体面上还镶嵌纹理自然生动的大理石，与木质的自然纹理相得益彰，为家具增添了天然的情趣和别有风采的画意。
总之，明代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成就的高峰，博大而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至终贯穿明代家具发展的始末，使它具有浓厚的时代风骨和显著的民族风格。在这些风格中，文人文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文 ✎网络 编辑 ✎ 「明清家具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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